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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国强：农业是什么？
发布时间：2017-1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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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参加一个研讨会，讨论“农业投资热的冷思考”。仔细听完与会企业的发言，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担心：企业或投资者对农业的认知，主要从逐利视角单纯理解农业的产业本质，这与中国赋予农业的实际内涵存有较大距离。农业投资冲动试图绕开、甚至突破现有制度框架，无视政策社会环境的刚性约束，其风险不可预期。
部分企业对农业投资的政策与制度需求，最终不可避免的落在一个核心点上：土地问题。无论在农业产业链的哪个环节，土地对资本的诱惑如影随形。我曾经提醒过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商业模式和赢利点不在农业自身，其最终的渴望是土地。这在当前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，可能会显得更加急不可待。
那么，究竟农业是什么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正在考虑进入农业？同时也有不少农业企业却在惆怅徘徊？为什么大型工商资本会考虑投资农业？是市场取向，还是土地诱惑，抑或是政策指引？现在到了要界定政策边界、明确政策取向的关键时期。
目前对农业的认知，至少有三种视角，即，（1）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产业（经典教科书的定义）；（2）农业是永不衰退的产业（产业界认同）；（3）农业是安天下、稳民心的战略产业，是国家自立、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基础（政府涵义）。
投资农业，认识其本质至关重要，需要把握农业的本质特征。
其一，弱质性。与非农部门相比，农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。一是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产业。农产品生产具有空间布局的广泛性、时间分布的集中性以及市场信号影响的滞后性，农产品价格总是呈周期性波动。二是大部分农产品数量大、价值低、不易储存，价格缺乏弹性，即便价格低廉也必须及时销售出清。反之，即便价格高涨，因没有库存也无法通过生产及时调节供给。三是农业科研周期长、技术进步慢、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漫长，要素产出的经济效益偏低，农业比较利益始终呈持续下降趋势。
其二，公共产品属性。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，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。
其三，外部性。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特征，如形成农业景观、保持生物多样性、保护水土和环境、发挥就业缓冲作用、维持社会稳定等。
特别是，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，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少农民的过程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农业仍然要发挥缓解就业压力、吸收农村劳动力 的“海绵效应”。这种外部性，是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难以顾及的本质涵义，也是形成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地政策的基本底线。
简言之，农业的弱质性、公共性以及外部性，决定着农业产业大多市场性不足，赢利性较弱（当然，那些适宜产业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的养殖业、加工业除外）。这决定了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会给农业以支持保护。反过来，也使我们关注，为什么中国目前会形成农业投资热？
我们支持并鼓励投资农业产业链上游、下游那些适宜产业化、规模化与集约化的产业，这跨越了农业的约束性，极具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。同时这也是国际经验，世界上几大成功的农牧企业，无不建立了服务于农业产业体系的价值链。我们真正担心的是，工商资本进入与土地要素密切相关的种养环节，会加速土地非粮化、非农化，最终乃至扰乱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。
一个历史性案例。日本1961至1970年，是农业劳动力减少得最多的10年，总共减少了433万农业劳动力，成为除美国之外，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2个国家之一。中国农民基数巨大，目前每年转移1500－2000万，今后至少还有1亿多需要转移。在转移完成之前，土地的意义不言而喻。
在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，农民转移与土地问题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。2005年，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高达84%和76%、农业劳动力分别只占14%和18.6%，却有巨量的城市和农村贫民，城市贫民窟成为社会之殇。显然，有着近14亿之巨人口的中国，难以承受如此之伤痛：目前城市还有众多没有完全转变身份的农民工，农村还有巨量农民等待转移。所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正是隐含着中国绝不能重蹈如此之战略失误。历史也不能给予中国试错的机会。
顺利实现农民转移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。在真正的城镇化完成之前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设计和农地政策调整，必须服从这一战略需求，这也是现阶段农业的基本内涵。
即使10－20年后，中国完成了工业化、城镇化，农业人口减少到极限，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，中国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。因此，十八大报告提出，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，构建集约化、专业化、组织化、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。创新农业经营制度，或许是新一轮农业发展的逻辑起点。
只有对农业内涵及其历史任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，才能在战略上把握今后适应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趋向的农业经营制度与农地政策，正确界定土地集中与农民就业、转移的协调边界，给农业投资合理的定位、规范的引导。
最后，再回头看看，你为什么投资农业？是市场取向？是土地诱惑？还是政策指引？
我坚定的认为，农业食品是永不衰退的朝阳产业。如果你投资了农业，希望你不要打土地的主意。期待你专注农业产业链，做一个百年老店！（完）。
部分企业对农业投资的政策与制度需求，最终不可避免的落在一个核心点上：土地问题。无论在农业产业链的哪个环节，土地对资本的诱惑如影随形。我曾经提醒过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商业模式和赢利点不在农业自身，其最终的渴望是土地。这在当前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，可能会显得更加急不可待。
那么，究竟农业是什么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正在考虑进入农业？同时也有不少农业企业却在惆怅徘徊？为什么大型工商资本会考虑投资农业？是市场取向，还是土地诱惑，抑或是政策指引？现在到了要界定政策边界、明确政策取向的关键时期。
目前对农业的认知，至少有三种视角，即，（1）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产业（经典教科书的定义）；（2）农业是永不衰退的产业（产业界认同）；（3）农业是安天下、稳民心的战略产业，是国家自立、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基础（政府涵义）。
投资农业，认识其本质至关重要，需要把握农业的本质特征。
其一，弱质性。与非农部门相比，农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。一是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产业。农产品生产具有空间布局的广泛性、时间分布的集中性以及市场信号影响的滞后性，农产品价格总是呈周期性波动。二是大部分农产品数量大、价值低、不易储存，价格缺乏弹性，即便价格低廉也必须及时销售出清。反之，即便价格高涨，因没有库存也无法通过生产及时调节供给。三是农业科研周期长、技术进步慢、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漫长，要素产出的经济效益偏低，农业比较利益始终呈持续下降趋势。
其二，公共产品属性。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，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。
其三，外部性。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特征，如形成农业景观、保持生物多样性、保护水土和环境、发挥就业缓冲作用、维持社会稳定等。
特别是，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，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少农民的过程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农业仍然要发挥缓解就业压力、吸收农村劳动力 的“海绵效应”。这种外部性，是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难以顾及的本质涵义，也是形成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地政策的基本底线。
简言之，农业的弱质性、公共性以及外部性，决定着农业产业大多市场性不足，赢利性较弱（当然，那些适宜产业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的养殖业、加工业除外）。这决定了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会给农业以支持保护。反过来，也使我们关注，为什么中国目前会形成农业投资热？
我们支持并鼓励投资农业产业链上游、下游那些适宜产业化、规模化与集约化的产业，这跨越了农业的约束性，极具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。同时这也是国际经验，世界上几大成功的农牧企业，无不建立了服务于农业产业体系的价值链。我们真正担心的是，工商资本进入与土地要素密切相关的种养环节，会加速土地非粮化、非农化，最终乃至扰乱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。
一个历史性案例。日本1961至1970年，是农业劳动力减少得最多的10年，总共减少了433万农业劳动力，成为除美国之外，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2个国家之一。中国农民基数巨大，目前每年转移1500－2000万，今后至少还有1亿多需要转移。在转移完成之前，土地的意义不言而喻。
在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，农民转移与土地问题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。2005年，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高达84%和76%、农业劳动力分别只占14%和18.6%，却有巨量的城市和农村贫民，城市贫民窟成为社会之殇。显然，有着近14亿之巨人口的中国，难以承受如此之伤痛：目前城市还有众多没有完全转变身份的农民工，农村还有巨量农民等待转移。所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正是隐含着中国绝不能重蹈如此之战略失误。历史也不能给予中国试错的机会。
顺利实现农民转移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。在真正的城镇化完成之前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设计和农地政策调整，必须服从这一战略需求，这也是现阶段农业的基本内涵。
即使10－20年后，中国完成了工业化、城镇化，农业人口减少到极限，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，中国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。因此，十八大报告提出，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，构建集约化、专业化、组织化、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。创新农业经营制度，或许是新一轮农业发展的逻辑起点。
只有对农业内涵及其历史任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，才能在战略上把握今后适应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趋向的农业经营制度与农地政策，正确界定土地集中与农民就业、转移的协调边界，给农业投资合理的定位、规范的引导。
最后，再回头看看，你为什么投资农业？是市场取向？是土地诱惑？还是政策指引？
我坚定的认为，农业食品是永不衰退的朝阳产业。如果你投资了农业，希望你不要打土地的主意。期待你专注农业产业链，做一个百年老店！（完）。
